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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RC称草甘膦只怕致癌,草甘膦有多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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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RC称草甘膦只怕致癌,草甘膦有多致癌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癌症研究机构日前宣布,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草甘膦很可能对人体有致癌性。不过,这份由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随即遭到行业团体的强烈反对。

3月20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草甘膦“很可能”对人类致癌。据称,该评价由来自11个国家的17名专家审定,将发布在IARC第112卷论文集。该报告再次引发业内对IARC致癌评价的质疑。

全球大多数草甘膦是由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农用化学品公司——孟山都卖出的。3月23日,该公司首席技术官Robb Fraley指责IARC“只选择最有利的数据”。“我们对这份评估报告感到非常愤怒。”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Fraley日前向《自然》杂志解释了这场争议的前因后果。

IARC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一个专门癌症研究机构,主要使命为进行和促进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工作。该机构还负责编纂关于各种因素提高患癌几率的专题论文集,这些因素包括化学品、混合物、辐射、物理和生物制剂以及生活状态因素等。长期以来,各国的卫生组织都依靠该论文集作为控制致癌因素的科学基础。

IARC报告说了什么?

自1971年以来,IARC已发布111卷论文集,对约970个药剂和物质进行了评估,其中超过470个被确认为对人类致癌、很可能致癌或可能致癌。

IARC会定期评审化工原料、食品甚至某个职业具有的致癌性。3月20日,由该机构召集的一个国际专家组报告了对5种被归为有机磷酸酯类的农用化学品进行评审所获得的成果。该研究的总结被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

IARC将致癌物质分为四类。1类:对人类致癌;2类:可能对人类致癌;3类:不明确是否能对人类致癌;4类:不太可能对人类致癌[1]。其中第2类又细分2A和2B,2A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 ;2B可能对人类致癌 。

其中,有两种杀虫剂——杀虫畏和对硫磷被归类为“有可能对人体致癌”,即2B级别。3种杀虫剂——马拉硫磷、二嗪农和草甘膦被归类为“很可能对人体致癌”,即2A级别。

香烟、酒类饮料、中式咸鱼等被列入1类,更多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被列入2类,即可能对人类致癌物,包括咖啡、咸菜、银杏提取物,芦荟提取物、手机的无线电波等,甚至理发师、消防员、干洗业、油炸食品厨师也被归为其中。

为何要关注草甘膦?

2014年4月,IARC的咨询小组在推荐2015-2019年评估主题时,将农药确认为“高优先级”,并随后向相关专家(截止2014年7月)和相关研究(截至2015年2月)提出请求提供针对大量有机磷杀虫剂和除草剂(二嗪农、草甘膦、马拉松、对硫磷和杀虫畏)的证据。

按体积计算的话,草甘膦是全球生产最广的除草剂。它被广泛用于农业,并且在很多国家的园艺产品中出现。该化学品是孟山都除草剂产品Roundup的一种原料,并且随着转基因抗除草剂农作物市场份额的不断增加,草甘膦变得更加流行。

这些杀虫剂和除草剂于3月3-10号在IARC的会议上被审查,草甘膦由此被列入2A等级,成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物”。

报告中有何证据表明草甘膦和癌症之间存在联系?

“有限的证据表明,除草剂草甘膦可能导致非霍奇金淋巴瘤。同时,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IARC在其报告中称。

IARC评审报告指出,草甘膦和人类癌症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有限。尽管一些研究已表明,同除草剂打交道的人患上一种被称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癌症的风险会加大,但报告指出,一项独立的美国大型研究——农业健康研究并未发现草甘膦同非霍奇金淋巴瘤之间的联系。该项研究跟踪了上千名农民,并且分析了他们患上癌症的风险是否会增加。

而这一结论与农药残留联合会议得出的结论相反。JMPR是一个专家活动团体,由世界粮农组织和WHO联合管理,他们发现草甘膦“不太可能致癌”。

不过,包括来自动物实验的其他证据使IARC将草甘膦归类为“很可能致癌”。研究发现,草甘膦同小鼠和大鼠体内的肿瘤存在联系。同时,还有被IARC归为“机械性证据”的研究,比如曝露在草甘膦中对人体细胞造成的基因损伤。

草甘膦是否致癌?

IARC专题项目资深毒理学家、最新研究的参与者之一Kathryn Guyton表示,对于草甘膦而言,由于在实验室动物身上获得的证据非常充分而在人体内的证据有限,因此将该药剂归为2A级别。

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于1971年开发的低毒性、易溶解的广谱除草剂。1974年,孟山都公司以“农达”为品牌,首次商业化推广该产品。目前,草甘膦是世界上应用最广、产量最大的农药品种,年销售值高居农药之首。2000年,孟山都草甘膦专利到期,众多国家的农药生产厂家都参与生产草甘膦原药。其中,中国是草甘膦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

为什么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该结论呢?

草甘膦的作用机理为通过限制植物中一种特异性酶(EPSP Synthase)的活动,抑制杂草生长。由于这种酶在植物中分布广泛,且对于植物芳香族氨基酸的合成是必须的,因此通过使用草甘膦,农民可以控制大部分田间中的杂草。由于人与动物体内不存在这种酶也没有相应的氨基酸合成途径,所以草甘膦只会作用于植物。

一家由农用化学品公司组成、名为“草甘膦联合工作组”的行业团体表示,IARC的评估“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严重的缺陷,并且整体结论同所有关于草甘膦安全特性的监管性评审结果均不一致”。

事实上,在应用过程中,草甘膦始终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农业部、欧盟委员会、WHO等众多机构的全面审查[2]。

工作组成员——孟山都公司表示,展现没有致癌风险的相关科学数据被从评审中排除,而且IARC“有目的的无视几十项科学研究”,尤其是遗传毒性研究。

EPA曾数次对草甘膦进行致癌评估。1985年,EPA将草甘膦划为C级,“可能致癌”。1991年,重新评估后,EPA将草甘膦调为E级,即“不对人类致癌”。

不过,Guyton为IARC的评估过程进行了强烈的辩护,并坚持认为关于哪些研究能被IARC召集的专家考虑进来有着一套明确的规则。它们被限制在经过同行评议的已发表文章和政府报告中,这导致此次评审拒绝了很多业界提交的研究项目。

IARC称综合考虑EPA及其他最近显示草甘膦致癌研究为阳性的报告,判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草甘膦也可破坏人类细胞的DNA及染色体,尽管细菌测试的结果为阴性。”IARC在报告中说,“一项调查发现,喷洒草甘膦配方后,附近居民血液中标记的染色体损伤增加。”[3]

一些学术界科学家就IARC报告提出了一些告诫。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分析化学家Oliver Jones在接受采访时说:“IARC评估通常都很不错,但在我看来,此次引用的证据似乎有点薄弱。”他同时表示:“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因此我会吃很多蔬菜,但不会因为这份报告而感到忧虑。”

而2014年1月,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为欧盟完成的长达4年的草甘膦评估发现,“草甘膦不太可能造成人类致癌的风险”[4]。他们审查了所有IARC考虑的数据,并加上更多其他的数据。

如果你看上去够强壮,那么是否非一切事情都会引发癌症?

IARC致癌评价引质疑

IARC根据逐渐减少的确定性对化合物进行分级:那些确定对人体有致癌性的药剂属于1级;很可能对人体致癌的属于2A;有可能对人体致癌的属于2B;无法确定的为3级;很可能不会对人体致癌的属于4级。

IARC的致癌分级依据是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与致癌强度或对人类的实际威胁程度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孟山都公司在其声明中表示,IARC将很多日用品归类为2级,包括咖啡、手机、芦荟萃取液和酱菜,以及诸如理发师和油炸食品厨师等职业。

对于2A类的分级,IARC定义为有限的证据表明很可能对人类致癌,即:与癌症有联系,但不排除其他致癌的解释。

大多数物品都被IARC归类为没那么危险的2B级别,而草甘膦属于很可能对人体致癌的2A级别。在孟山都的列表上,只有来自高温油炸和作为理发师经历的职业暴露被评为2A级别。

事实上,IARC的评级一直饱受诟病。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y Institute)的Joseph K. McLaughlin和Robert E. Tarone曾撰文批判IARC因其流程和表现出来的偏见而导致致癌“假阳性”的判断[5]。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比如,咖啡被归类为2B“可能对人类致癌”等级,但流行病学的重要证据表明咖啡很可能并不引起人类癌症。

对由某种化学品导致的任何可能增加的癌症风险进行定量,或者推荐一个安全的暴露水平,并不是IARC评估过程的一部分,尽管它的研究会很有影响力。当然,全球监管机构将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IARC的研究结果。目前,美国环境保护署正就草甘膦的安全性开展正式的评估,并且表示将对IARC的研究给予“全面的考虑”。

IARC也曾明确表示,使用手机可能导致罹患脑瘤。随后又称,不能确定使用手机会引发脑瘤。

此次,IARC将草甘膦列入评估范围,却忽略了更多毒性更大的其他除草剂。

对于草甘膦的致癌评级,“相关的科学数据被排除在审查之外。IARC收到并选择故意忽视大量科学研究(特别是遗传毒性研究),这些研究支持草甘膦对人类健康没有风险的结论。” 负责全球法规和政府事务的孟山都副总裁Phil Miller博士回应称。

IARC评级还有一个隐患是忽视了剂量。剂量决定毒性,剂量越大,接触的时间越长,患癌症的概率也越高,但仍然不一定致癌。比如剩饭菜中的亚硝酸是明确的致癌物,但正常食用剂量很低,远低于暴露剂量,因此不会有显著的致癌性。而IARC并未给出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定量关系。

“草甘膦对人类或任何其他动物无毒,只有相对较高的剂量才会出现急性反应,”佛罗里达大学园艺学教授Kevin Folta博士说。

他指出,草甘膦的半数致死量约为5000 mg/kg。也就是说,体重200磅的人,要喝下两磅41%浓度的商业浓缩剂才会有50%的致死率。

IARC报告不提剂量,也没有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关系数据,因此并不具备实际指导意义。就比如,花生和玉米中的黄曲霉素都被认定为致癌物,如果不谈剂量的话,花生和玉米都没法吃了。

再者,安全并不等于绝对没有风险,很多时候风险可测可控也是一种安全。相对于其他毒性更大、污染更严重的除草剂,草甘膦在农业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即便有风险,但只要严格按照规范使用,风险仍然在可测可控的范围内。

IARC旨在维护人类健康,对致癌性归类倾向严苛可以理解。但是,“和食品安全一样重要的问题结论必须无偏见,缜密且基于遵循国际公认标准的优质科学。” Phil Miller说。IARC基于只持续一周的会议、根据有限数据的审查就对草甘膦做出评估,是否过于草率?

况且,归入“很可能”或“可能”致癌级别的化学物质很可能将遭遇“有罪假定”,这对公平和基于科学安全的争论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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